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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共产党人永远的政治本色

讲武堂特别节目:解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发布时间: 2013年08月14日 15:4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央视网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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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清廉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常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腐败、倡导廉洁。

  早在党的一大党纲和二大的党章中,就有了对党组织的财政情况进行监督、对党员进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为官进行限制的规定,目的是防止党员官僚化和脱离群众。

  1924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有的还在国民党、国民政府里担任职务,少数共产党干部经不起"灯红酒绿"诱惑而腐化变质。1926年8月4日,党中央发出通告,指出这些人"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要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1927年7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有了专门的党内监察机构,是规范性地开展党内监督和反腐倡廉的起点。

  在武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有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当时在中央苏区流行的一首歌谣,叫《检举歌》:"不要空过一分一刻,不要浪费一升一粒,节省一片都为着战争,快,拿起阶级的警觉与铁锤,去洗刷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者,去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来批评与说服我们的同志,用互助的精神,来帮助与教诲我们的弟兄,互相监督互相帮助用一切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工作,提高革命的劳动纪律。"这首歌谣,反映出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就对贪腐现象坚决拒绝的态度和高度的警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新政权一建立,就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问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农检察部部长项英发表文章《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他说: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夺取赣州的紧张时刻,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所谓浪费,也不过是"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2900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8包",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可项英说:"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啊!"强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厉的惩办"。就在那个时期,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给后人留下两句经典的语录,一句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一句是:"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

  红军长征时,中华苏维埃政府有一批银元、金条要带着走,于是就分给红军战士背着行军,形成了一个流动的"金库",背银元的战士就像一个个保险柜。红军战士吴吉清后来回忆:"我分到了30块银元,一直背着长征。在极其困难的爬雪山、过草地环境下,吃草根、啃树皮,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完,我没有丢失和借用其中一块银元。那30块银元里有几块袁大头、几块龙字洋、几块苏区造,每块银元上哪里有点疤痕,哪里划有记号,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因为这30块银元是红军的资产,像我的生命一样重要。我把这30块银元从瑞金背到延安,背到延安的国民经济部的'永丰栈'里。"我们说,红军战士有一颗金子般、银子般、红彤彤、亮堂堂的心,比他背着的银元值钱一千倍、一万倍。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丰碑》,讲述了长征中一个军需处长的故事。某部路过云中山时,一位将军看到一个冻僵了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一尊雕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半截纸卷的旱烟还夹在手指间,烟火早已被飞雪打灭。将军愤怒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棉衣?去把军需处长找来!"有人小声地说:这位冻死的同志就是军需处长,他把能发的东西都发给了战士,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份……将军含泪无语,抬起右手向他敬了一个沉甸甸的军礼,被大雪覆盖的军需处长成为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感慨: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与此同时,高扬反腐倡廉大旗,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就,为今天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例如,以德导廉、以法保廉、以俭育廉、监督促廉、领导带廉等举措,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近13年,在那物质资料极端匮乏、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党和人民群众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曾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了六条规定:一、不给党的领导人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64年后,2013年7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站在这六条规定前,一条一条地对照:"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就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第10天,中共中央领导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毛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我们去进京赶考。""但愿我们能考出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我们不做李自成。"抵达北平之际,毛主席不准举行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和动员群众夹道欢迎。25日进驻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掉院子里白天还亮着的灯。这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人民的儿子的本色。

  (4)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和反对腐败,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新三反"运动,60年代初,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克服官、暮、骄、娇四气。"文革"中,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70年代中期邓小平领导整顿,对工业、农业、文艺、铁路、钢铁、军队等进行全面整顿,军队主要是解决肿、散、骄、奢、惰问题。90多年来,我们党为着保持清廉的政治本色,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第四个问题、清正廉洁事关生死存亡

  三国时的魏国,有个叫高堂隆的官员,很廉洁、很耿直,临死时还让家人对他薄葬。他曾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说:"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岂料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唐朝诗人杜牧有一篇《阿房宫赋》,也是大家很熟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他们所说的道理,就是国家兴亡,内因起决定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清廉问题,关系到一个政治团体、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古今中外,教训实在是太多了。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寥寥数语,揭示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一串深刻的教训,一条看似简单却往往被遗忘的规律。

  在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1普特等于16.3805公斤)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列宁知道后,亲自倡议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为了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能够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这个做法,人民群众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的一个制度。到后来,苏联共产党的特殊待遇慢慢蜕变为特权,党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现象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存在。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o 罗兰于1935年6月对苏联进行了近1个月访问,之后他写的《莫斯科日记》见证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腐败。他还提到即便"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浪费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

  斯大林女儿写了一本书《仅仅一年》,书中说:"父亲不知道,他的一顿晚饭值多少钱,……因为他是从来不用掏钱的。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每个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屉里了。"

  (5)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据资料记载,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仅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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