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翻开了中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的一页；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两弹结合试验震惊世界！

　　而与此同时，黄纬禄所在的国防部二院在1964年成功地仿制了中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红旗1号，实现了中国防空导弹零的突破，并成功地击落了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成为世界上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第一个成功战例！两年后红旗2号研制成功，再次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紧接着红旗3号又研制成功。红旗1号、红旗2号和红旗3号第一代防空导弹定型并装备部队后，结束了外敌侵犯我国领空的历史，中国从此有了制空权！

　　然而，上世纪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断升级，中国虽然已经成功地研制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这种液体战略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因此，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的反制手段。换句话说，中国除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之外，还急需研制从潜水艇发射的固体战略导弹！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1982年10月，黄纬禄带着他的团队亲临渤海，参加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然而，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导弹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出安全控制，瞬间横空爆炸！

　　1970年4月22日，黄纬禄临危受命，领衔研制中国固体导弹，出任中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所谓潜地导弹，主要是指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因潜地导弹是在水下核潜艇上发射，很多技术问题都不同于陆地发射的导弹，譬如导弹如何克服水中阻力、弹体如何密封等难题，都是黄纬禄他们首先必须要攻克的。

　　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其心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黄纬禄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源自政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如火如荼，殃及全国，身处导弹秘密研究机构的黄纬禄自然也在劫难逃。由于黄纬禄是在英国“喝过洋墨水”的专家，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很快“靠边站”了；他的三个孩子，因此受到牵连，被迫离开北京，一个去了东北，两个去了云南；而他本来就体弱多病的老伴，更是雪上加霜，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备受煎熬。所以年过半百的黄纬禄每天不仅要照顾担惊受怕的老伴，还要牵挂远在天边的三个孩子。

　　但是，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黄纬禄无法割舍、最最牵挂的还是导弹。为了激励自己坚持把导弹搞下去，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偷偷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

　　我还是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为了让导弹的研制工作少走一点弯路，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国家的损失，黄纬禄忍辱负重，强装笑脸，每天坚持到试验现场，给同事们打开水，送报纸；或者清理现场，打扫卫生；一旦遇有机会，他就帮着送些仪器，做点记录，或者提点工作上的建议，谈点技术上的设想；有时还会忍不住把当天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去，晚上偷偷计算好之后，第二天再把结果告诉有发言权的人。

　　因此，经历四年“文革”磨难的黄纬禄突然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后，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一方面又感到诚惶诚恐。

　　“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初期，研制单位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承担任务的单位多达109个！而黄纬禄的工作单位地处郊区，交通非常不便。为了尽快搞出“巨浪一号”导弹，他每天坚持骑自行车，往返50多公里，风里雨里，披星戴月，上班下班，从不迟到早退。有一年冬天，北京下雪，路上结了冰，他在骑车上班途中拐弯时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胳膊摔伤了，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住。但第二天一大早，他竟爬起来去挤公共汽车！尽管路上来回要折腾三四个小时，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挤公共汽车上班。

　　在那段时间里，黄纬禄带着年轻的“巨浪一号”研制团队，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和戈壁深处，而后大胆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即：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

　　但潜艇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导弹，如何确保潜艇的绝对安全，是个大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某国的潜艇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导弹射出水面后没点着火，结果导弹落下来后把潜艇给砸扁了，导致艇毁人亡！所以，搞潜地导弹，一般都要做“陆上水基试验”。此前，中国计划在西部挖建一个大池子，然后把黄河的水引出来，再做水下试验。当时，这个坑已经挖了一半，挖坑的工程费已花了约200万。如果这个坑全部弄好，估计国家得投入上亿元！

　　黄纬禄和同事们经过认真研究之后，觉得这个挖坑的办法既费时、费力、还费钱，于是大胆提出一个方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做弹体落水试验！

　　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非常艰苦。晚上睡觉不挂蚊帐，会被蚊子咬；挂了蚊帐，里面又热得很厉害，一觉醒来，底下垫的席子汗水都能印出人影来。用于实验的弹体直径只有1.4米，人进去的时候要弯着腰，甚至要爬着才进得去。里面温度很高，又不通风，再加上有胶水气味，环境非常恶劣。进去的人都是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的，每次换一个人出来，都是全身大汗，裤衩都湿透了！二院原副院长王文超回忆说，当时“巨浪一号”导弹壳体内的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在像火一样的太阳烘烤下，弹体一会儿便热得烫手，而且弹体内还弥漫着有毒的化学气体。但快60岁的黄纬禄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坚持钻进蒸笼般的弹体内。黄纬禄的女儿黄道群也说，试验结束后，父亲回到北京，身上几乎长满了痱子，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

　　就这样，“巨浪一号”团队在黄纬禄的带领下，通过12年默默无闻的卧薪尝胆，总算取得了中国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国家节约经费上亿元，并最终迎来了万众期盼、泪湿衣襟的这一天——

　　1982年10月，黄纬禄带着他的团队亲临渤海，参加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此次试验动用舰船近百艘，参试人员上万人！

　　然而，试验这天，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导弹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出安全控制，瞬间横空爆炸！

　　导弹爆炸，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痛心疾首无地自容。为了试射这枚导弹，中国此前已向世界各国发出公告：对某公海地区封海两个星期！这其实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要进行潜艇导弹试验发射！可现在，发射失败了，导弹爆炸了，面对世界，情何以堪！

　　当晚，试验队全体队员们滴水不进，一夜无眠。第二天，试验队又传出一个信息：有人要追查这次试验失败的责任！

　　关键时刻，黄纬禄挺身而出，及时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说的第一句是：“我是总设计师，这次试验失败，我负主要责任！”接着，黄纬禄带领大家，很快找到了第一枚导弹失败的原因。

　　但第二枚导弹是否发射，何时发射，试验队内部认识不一，只有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此，黄纬禄心急如焚。中国此前向世界发布的禁海时限只剩几天时间了，若就此被动等下去，肯定错过此次发射时机；加上这是在海上发射，海上波涛滚滚风卷浪涌，气候时时刻刻变化多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发射窗口”也不允许等！

　　黄纬禄自告奋勇，及时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并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发射第二枚导弹！

　　但黄纬禄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临近发射的头天晚上，北京一位领导突然给他打来紧急电话，意思说：鉴于此次发射事关重大，是否推迟几天，把相关问题再考虑考虑？

　　这位领导的话，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而是让黄纬禄自己“考虑考虑”。这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感到难上加难。如果不坚持发射，最后受损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国家利益。倘若坚持发射，万一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

　　最后，经过再三分析、思考，黄纬禄还是拿起电话，向上级领导报告说：“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应该准备的也全准备就绪。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但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执行命令。”

　　很快，北京指示：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同意按计划发射。

　　1982年10月12日，第二枚导弹正式发射。发射这天，全体试验队员列队码头，黄纬禄站在队伍前，只简单说了几句话：“现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少汇报，大胆做主！该做什么做什么，按程序执行，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结果，发射成功，举国同庆。

　　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会上，一向情感内敛的黄纬禄豪情激荡，诗兴大发，作诗一首：

　　龙腾虎啸刺九霄，群情振奋心暗焦。

　　航程段段传喜讯，忧虑之情渐渐消。

　　忽闻落区传捷报，万众欢腾齐跳跃。

　　弹头中靶精度高，胜者心潮如惊涛。

　　诗中“惊涛”二字，足见此次发射，黄纬禄的内心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严父，慈师，“两弹”元勋

　　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1984年，黄纬禄荣立航天部一等功；

　　1986年，黄纬禄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91年，黄纬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最后这个奖项，是黄纬禄一生获得的最高奖赏。这一年，一直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的黄纬禄已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了。

　　黄纬禄是技术专家，他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却是：“一个人的品德，比技术更重要！”黄纬禄对自己有一个叫“三个三”的要求：在基地工作，要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时，只要能走出去就行，有饭吃就行，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时，自己办私事不能派车，接送亲友不能用车，家人有事不能搭车。

　　黄纬禄从1965年起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住在一间并不宽敞的老房子里。本来，其间他有三次搬进将军楼、部长楼和院士楼的机会；但他就是坚持不搬，且一住就是半个世纪。他的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那个时候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只能用火烙铁，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而黄纬禄对工作的态度，更是远近闻名、有口皆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导弹出了故障，作为总师，黄纬禄焦虑不安，精神非常紧张。于是他在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的时候，头痛发烧，还因长期的胃溃疡而引起胃出血。黄纬禄让秘书弄点止血药回来，自己悄悄做了处理，并再三叮嘱秘书：“不要外泄我的病情！”就这样，他靠着止血药，忍着病痛，直到第五天会议结束才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结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还有心脏病！且因操劳过度，体重还掉了22斤！

　　到了晚年，黄纬禄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但不少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学子、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喜欢前来向他讨教，他的家常常成了办公室和课堂。每逢客人来访，黄纬禄都会让女儿帮他穿戴整齐，然后提前坐在沙发上，恭候客人的到来；但凡请教他的人，无论熟悉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满腔热情，诚恳相待，一视同仁，尤其是对青年人，他更是厚爱有加倾力相助。

　　2011年11月23日20时08分，历经95个风雨春秋的黄纬禄闭上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永远离开了他默默坚守了一辈子的“战场”——一个没有炮火硝烟、名利金钱、鲜花掌声的“战场”。这个“战场”只属于国家，不属于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