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技术顾问。然而几十年来他始终隐姓埋名与世无争，直到默默走完他95岁的人生，外界也鲜有人知。

　　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导弹专家黄纬禄。

　　我第一次采访黄纬禄是在1999年。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黄纬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身中山装，端庄得体，笑眯眯眼里透着平静，温文尔雅的脸上尽显慈祥。谈到自己的童年与少年，黄纬禄一脸的孩子气。而一当谈到中国的导弹，谈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黄纬禄立即屏住呼吸，一脸凝重。他说，别人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其实就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而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赶紧行动起来，尽快研制出我们中国最好的导弹！

　　像黄纬禄这样默默无闻的导弹专家，人民有权了解他，历史应当记住他。于是，在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某一天，我再次走进了黄纬禄生前工作过的那个神秘大院。

　　从竹蜻蜓到V-2导弹

　　黄纬禄在英国一家无线电工厂实习期间，有一天德国的一枚V-2导弹落在了他所实习的工厂，和他一起工作的五个英国人当场被炸成碎片！由于黄纬禄是实习生，可以比正式员工晚半个小时上班，才躲过一劫。

　　黄纬禄“导弹人生”的第一步，与他儿时玩耍的竹蜻蜓有关。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普通的教师之家。六岁那年，黄纬禄被父亲送进私塾读书。刚开始，黄纬禄挺高兴，没过多久，他就没有兴趣甚至有些厌烦了。于是，他常常借故有病偷偷逃学，与小伙伴们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贪玩，是天下所有孩子的天性，黄纬禄也不例外。但黄纬禄与一般孩子不同的是，他在玩耍中常常喜欢动脑筋。

　　当时，黄纬禄最喜欢玩的，就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竹蜻蜓。有一次，望着空中飞来飞去的竹蜻蜓，黄纬禄的脑子里忽然涌出一个个的问号：竹蜻蜓为什么能在空中飞？竹蜻蜓靠的是什么力量在空中飞？竹蜻蜓为什么会有飞的力量？竹蜻蜓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接着，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竹蜻蜓具有这样的动力，能不能做一个“飞弹”，就用这些竹蜻蜓做动力？比如在前面并排装上几个竹蜻蜓，让它向前飞；顶上装几个竹蜻蜓，让它向上飞；“飞弹”的高低，由竹蜻蜓来控制。竹蜻蜓的动力用橡皮筋来做，竹蜻蜓的底下装一个“炸弹”，在绳子的一端系上一支香，香点燃后再去点燃炸药。这样做出来的“飞弹”，不就可以扔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吗？

　　这个关于“飞弹”的梦想，儿时的黄纬禄显然无法实现。但后来在异国的上空，他却亲眼看见了一枚实实在在的导弹！那是在英国，时间是1943年。这一年，英国工业协会到中国招收实习生，黄纬禄有幸被选中。他先到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一年后转到马可尼无线电公司，1945年又考上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攻读研究生。

　　也许是命中注定，黄纬禄在英国一家无线电工厂实习期间，居然亲眼见到了他儿时梦想过的“飞弹”！当时，法西斯德国常常用V-1、V-2导弹偷袭伦敦，有一天德国的一枚V-2导弹落在了黄纬禄所实习的工厂，和他一起工作的五个英国人当场被炸成碎片！由于黄纬禄是实习生，可以比正式员工晚半个小时上班，才躲过一劫。

　　此后不久，英国军方搞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V-2导弹，解剖后放在伦敦博物馆公开展出。黄纬禄听说后，迫不及待地走进了伦敦博物馆，然后围着这枚V-2导弹，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一天，黄纬禄成为中国导弹专家中最早见到真正导弹实体的人之一。从此“导弹”二字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悄悄种在了他的心上。

　　1947年9月，黄纬禄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本来，他可以留在待遇丰厚的英国。但他心里清楚，刚被日本践踏过的祖国，积弱积贫，内乱频起，民不聊生，急需他这样的科技知识分子回去做点事情。更何况，他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回国。“科学救国”，既是他从小的志向，也是他生命的职责。所以1947年10月，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国。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是那一代航天人发自心底的誓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是那一代航天人铁一般的纪律。黄纬禄和当时其他许许多多的专家一样，一夜之间便从家庭中消失了，且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恐怕谁都难忘上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年代，也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武器是导弹、原子弹。但这两样东西美国有，苏联有，中国没有。于是，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五院第二分院成立。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成为当时年轻的共和国的燃眉之急！

　　回到祖国的黄纬禄，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的副教授，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实业救国的路。他先后在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上海华东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电工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后因国家急需搞导弹的人才，1957年12月，他被正式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是那一代航天人发自心底的誓言；甘愿隐姓埋名，牺牲奉献，甚至在自己的设计图纸上也不留下自己的名字，是那一代航天人的宝贵品质；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忠于国家，绝对保密，是那一代航天人铁一般的纪律。因此，黄纬禄和当时其他许许多多的专家一样，一夜之间便从家庭中消失了，从亲朋好友中消失了，且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黄纬禄负责的是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控制系统是导弹的“中枢神经”，在导弹飞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当时在这方面人才奇缺，除钱学森之外，其他专家与导弹几乎不沾边。于是向苏联专家学习，是当时黄纬禄他们的主要任务，具体点说，就是从苏联提供的P-1、P-2导弹的实体学起。

　　1960年眨眼就到了，中国导弹的仿制工作正进入关键时刻，苏联突然釜底抽薪，单方撕毁协议，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并带走资料卡断器材。即便如此，中央依然决定，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中国的“争气弹”！

　　于是，顶着外压内困的巨大压力，黄纬禄和同事们坚持搞导弹。当时，没有大型计算机，只有一部手摇计算机，他们就用人工计算；一遍不行，就算十遍；十遍不行，再算百遍！最后，废掉的草稿，堆了满满一屋子！

　　而导弹的试验工作，更是充满危险与艰辛。尤其是在戈壁滩上做试验，气候极为恶劣，每年寒冬长达七个多月，最冷可到零下34摄氏度，最热可达43摄氏度。黄纬禄和同事们每次试验都要行程数万里，往返十余次，常常一干就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试验队住在部队的小平房里，冬冷夏热，还吃不上蔬菜，渴了就喝点冷水，饿了就咽上几块饼干，生活完全没有规律。夏天蚊子臭虫太多，晚上没法睡觉，就只有坐起来数星星看月亮。有一次，黄纬禄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晚上试验队加班，同事们都嘱咐他好好休息，可大家刚一走，他一个人摸黑，步行一两公里赶到现场，坚持和大家一起加班。